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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12期 总第522期 2009年4月6日出版
【封面故事】
追问《我的团长我的团》
炮灰团,极端主义
康洪雷回应追问:我从骨子里不想重复自己
康洪雷说《我的团长我的团》中的重要角色
招魂者龙文章
虞啸卿:精英的崩溃与“重生”
“破嘴”孟烦了
影像上的祭奠
【社
会】
热点:印尼城市边缘决堤的金通湖水坝
热点:蓟县新生儿的非正常死亡
热点:甘锦华案:“刀下留人”与3份死刑判决
人物:雪上公主李妮娜
【经
济】
市场分析:有色金属卷土重来
收藏:八美图
能源之道:乌兰察布的风电发展故事
商业:除了低票价,还能做什么
商业:豪华车市起伏与雷克萨斯风向标
商业:SLVR——萧条时代,简约第一
商业:国美变阵与“连锁第一店”的样本意义
商业:轮胎的生活方式不仅是滚动
【文
化】
话题:人们总是同情倒霉蛋
文化生态:许巍:平凡生活
电影:奥斯卡新贵丹尼·博伊尔
电影:《东邪西毒》,王家卫的武侠电影
秀场后台:《潜伏》:有关信仰
吃喝玩乐:朱戴维与朱胡安——中国舒马赫兄弟进行时
设计:功成名就的美好生活
建筑:必先正名也乎
家居:有限爱恋,无限怀念
讲座:书法鉴定之初
思想:《两种文化和科学革命》发表50周年
书话:如何真正地谈论你没读过的书
【科
技】
生命八卦:搭桥还是撑伞?
健康:想当妈妈先减重
健康:高级定制:定一个“完美宝宝”
【专
栏】
投资物语:3G、上网本和家电下乡
有关品质:介子推
花花世界: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美食:柑橘之城
体育故事:第155次较量
军事夜话:美国对“大浦洞-2”导弹的担忧
个人问题:小朋友
◎李鸿谷
“你见过李纪周吗?”
“没有。”
“哦。他腿有点瘸,很明显。所以,这就有点奇怪了,他先当兵,然后进公安,这都是要健全的身体的啊⋯⋯”
坐在公安部原治安局局长高旭家里,我们的采访就这样开始了。如果对记者这个职业有点感叹,稍微喝点酒后,不免自得见过的陌生人多。采访过程中见过的大量交换过名片的陌生人,真正能够留下印象的,不多。不过,高旭是不会忘记的一位,多精彩的一个开头⋯⋯李纪周任治安局副局长时,高旭是正局长,李的直接上司。一个半小时,和蔼的老先生有条不紊地讲述下来,清清楚楚,干干净净,差不多都是可以引证的材料。讲完了,老先生问,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了。很简单,能够讲的,他都讲了,不能讲的,问也没用。
阳光挺好的那个初冬的下午,离开南露园小区,站在街边,我点燃一枝烟,想到那个词:核心信息源。所有有关李纪周众多片断的、零碎的信息,因为高旭而被证实或证否,李纪周的人生逻辑也因而清晰。
从事任何职业或许都有一个被“点燃”的时刻,这种戏剧性或隐或彰,各人自是不同。想起来,未来这份我还将继续的新闻职业,真正启动我的,是那本《万历十五年》——不是黄仁宇的叙述与史观,而是它书后附录的七页的参考书目。我一页页翻完这些书目,弃书而叹:真正的识见缘于此啊。没有每周阅读一册《明实录》(共133册)以及众多奏疏笔记、各地方志、新旧著作,黄先生又如何能从容讲述:“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这种种,于我,借用佛语,大约就是:觉悟。因此机缘,再读那本讲述美国大媒体的厚书《掌权者》,很容易被忽视的细节:参加过越战战地报道的著者,赞叹的不是他的职业对手获得了普利策奖,而是对方每天采访人数与所记录的笔记(素材)比他更多——便有了职业性的醒悟,这才是这个职业的正当状态。如此一脉贯通而来,最终是布罗代尔给予了我对新闻职业的根本性定义,很简单,你拥有多少材料?——材料决定一切!
10多年后,我来北京做记者,站在南露园小区外的街边,我有了点发现与进步:信息源其实是有级差的。这跟财富、知识与权力一样,信息掌握的多少,是有等级的。所以,有效率的职业方式就是,迅速地判断谁是核心信息源,同时找到机会去接触并最终开掘它。所谓新闻的方法论,其建构的基点在此,舍此,如何讨论与言说?当然,拥有足够或更多材料之后,借用历史研究的套语,你最终是“史料”的编辑者,还是发明自己的“史观”,在于你有什么样天分。
自然,觉悟是有分别的。
在2001年,把李纪周做成《三联生活周刊》的一个封面故事,或许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它的转载之多,至少于这本杂志是少见的。我的同事当时有疑问:你的李纪周,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样的疑问也困扰过我。按提问者的话语体系,李纪周这个故事,对现代化进程的价值何在?在民主的进程里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显然是疑问。
简单地解释一下,是必要的。武断一些来做个判断,新闻的操作其实一直在两个问题框架里游移:事实与价值。每个媒体都有不同形式的选题讨论会,相信每个有报道任务的记者对这样会议的苦恼,是职业的基本经验。我有时不免奇怪,这人人都头痛过的选题会,为什么就没有被充分地讨论过它为何会让大家如此痛苦不堪。回到选题会现场,记者所申报的选题,多数是刚刚发生的事件,常态是基本的事实说不够5句话;但是,这个时刻编辑必须做出判断,我们是否在这个选题给予投入。对双方而言,这都是一个充满考验的时刻。记者呈述的是不完全的“事实”,编辑必须做出确凿的“价值”判断,这就是新闻这一职业永恒的悖论。如果失去对此的体察,从事这个职业,将长期处于蒙昧而痛苦状态。
那么,如果我们再细心一点,先来探究编辑如何作“价值”判断。20多年前,我进入党报系统,一般而言,当时编辑主要由那些资深而成功的记者晋升而来,他们的经验构成了判断的来源。现在可能像我当年那样聆听前辈记者讲述报纸对权力人物排名顺序安排的机巧的机会不多了,很快,就我眼见着,他们30多年来“宣传”所积累的技术套路,被另一种“价值”观所超越。80年代有着高等教育背景的新一代编辑成长起来了,这是新一波浪潮。这一代编辑来自“新启蒙”所获知识及其价值观,承接的思想资源是“五四”以来的文人办报书生议政理念。个案总是比综述精彩。在80年代,书生议政甚至有“行政”的机会。我在香港大学读当年一位报告文学家的自传,这位供职于《人民日报》的记者,所津津乐道的是当时自己在黑龙江如何对省委书记拍桌而起,写出轰动一时的大作。但重读当年的大作,那个计划经济时代的投机倒把,在如今这个市场经济社会,两厢错位,人妖俱灭,生死相隔,感叹造化弄人之际,不免对此等价值观生疑。当然,把记者这一职业做到仿佛钦差大臣的角色,对于当事人,自是人生快事。榜样是用来垂范的,书生议政一路下来,渐成潮流。这一路价值观与前述宣传之套路,看似反正,其实一路,都执着于媒体的权力,硬币的两面而已。稍后,都市报系列兴起,媒体的权力动机之外,多了甚至更占主导的商业动机,新一轮的受众至上价值观潮流亦由此生发。
我们很难将这三种价值观理解为替代,迄今,它们仍然是共存,各有范围不同。相信媒体从业者如有真诚检讨,我们各自的CPU,大概不脱上述价值观笼罩。
编辑的价值观潮流如此,自然任何新闻,都可以用这个标尺测量一下。李纪周?对现代化进程的价值何在,在民主的进程里又有什么意义?自不意外。我初进三联,听众位同事报选题,难免惊异,怎么个个都跟主编一样,高调意义不止。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言说策略而已,好让自己的选题能够速速通过,最后成稿是否如此,另说。
前述悖论,如此弥漫,我们应当更细心一些。仍回到选题会现场,其间悖论便会相对分明。那些尚且讲不够5句话的新闻事实,被迅速地高空作业给予了价值判断,结果难免时常会一脚踏空,事实怎么可能只是用来证明编辑的想象呢?聪明的记者或许会实现编辑的意图,事实如此之丰富,由编辑建构的那条逻辑线索,找到基本事实层的支持并不困难。但是,选题会仍然如此之痛苦,为什么?简单说,中国30年,特别是最近10年变化如此之迅猛,记者接触的是最为日常的变化,而我们一再用其实是曾经潮流的标尺,当然可能失效而形成冲突。再则,新闻之核心是“新”,如果是真正的“新”闻,那么它必然不会受拘于我们的标尺。这是这个职业的悖论关键。
改造编辑的“价值”观,如此说来,是不是言之成理呢?也许。但这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很简单,事实与价值之悖论,是这个行业基础性事实,两者相互冲突才可能促进媒体进步。单单指责一方,很幼稚,换个角色你来试试?
回到我自己的新闻现场,当年去做李纪周这个选题,是朱伟给我的要求,于我是挑战,却也是一个机会。我们观察记者编辑这对权力结构,往往注意权力上端的编辑及其价值选择,如果将注意力投射于权力下端的记者,能否另开新面?职业角色其实没有绝对的上下,决定性的因素往往是看谁更有力量,权力是可以流变的啊。如果还用“觉悟”那个词,慢慢我认定,如何做记者,是我的兴趣与责任所系。真正去到现场的记者,一定不会去想这个材料有什么可垂之恒远的价值;这正如球员起腿射门,一定不会想到这将是改变历史的一脚一样。那么,记者面临什么?他将如何选择呢?
从武汉到北京入三联来做记者,基本的原因是觉得自己记者没有做够。现在想起来,变成真正周刊的《三联生活周刊》一度被戏谑为“法制文学”,亦实非偶然。当时我是真的对罪犯有兴趣。勉强说来,这或许跟那本《刽子手之歌》有关,但激发我的兴趣的并非它的文学性和被称为“新新闻主义”的标签,而是一种奇怪的好奇心:一般而言,我们正常人努力求上进,获得各种功名利益,是一种正向的作用力;但罪犯则不然,他们越是“成功”,可能离刑罚与死亡越近。对此,他们岂无自知?如果有此知觉,在这种负向作用力下,他们会呈现什么样的心理与行为状态?这个东西,远远超出我们正常人生边界,我好奇。
如果阅读意大利人龙勃罗梭与加罗法洛两本同名的《犯罪学》也能当成一种知识准备的话——龙勃罗梭的精华是他的实证认定“生来犯罪人”定律:“他们的犯罪性与生俱来,是由他们的生物特征所决定。”这类人的比例多少?龙氏后期将其降至33%。这些准备,我所获取的“教条”,不是现代化与民主那些虚词,而是实在的:“犯罪无法简单归因”。既此,那些罪犯究竟由什么因素构成?这当然是对智力的一个重大挑战。进三联后,看南方某周末报写张君,将其犯罪归因为贫穷,自然讪笑。好,我也下场来竞技,表演一点有难度也有智力的报道吧!在这种冲动之下,有报道李纪周的机会,是一种幸运。
当时,我希望进入的领域倒也好玩,是禁毒。那些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毒枭们,是我实践寻找多因致果(犯罪)的好题材。大约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成本”,我终于有了信息源,可以去云南报道被捕的大毒枭谭晓林。这次没有见着谭本人,第二年我再去云南,去到看守所吃饭,刚坐定举筷,进来一个瘦小的四川人,眼神灵活,警官介绍说:“他就是谭晓林。”一切风淡云轻,自然而正常。我们一道吃了顿饭,单独谈了三个多小时。离开看守所,警官问感觉如何?我认同作为职业对手的那些警官们对谭的天分的赞美。这个领域在谭晓林平静的叙述里,你有机会得窥其真实状况。这一长时间的“投资”以及最终对谭晓林的报道,方便我有机会拿到高旭的电话号码,电话打过去,说明意图,对方稍加思索,便答应:来吧。这又使我有了进入报道那些高位失权者的机会。饶舌几句,将那些失权者称之贪官更准确,但这一词语在现实境况下所意味的俯视与仇视过甚,如果揭去这一标签,我们可能能够更平静也更公正地把他们当做人来分析。虽然他们比之正常,是负向的。非此,又如何扩大我们对人与人类的了解、理解与认识边界?
谭晓林的报道,很难说得上是成功的稿件。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的信任建立,同样需要时间成本。在昆明的小饭馆里跟警员们搳拳喝猛酒,还去暧昧的小舞厅⋯⋯第二天,这队警员们将与毒贩接货,双方都有武器,这一夜才是真正漫长的一夜。如何排遣内心的压力?这个时候你才有机会真正体会他们的紧张。用命去搏的职业,任何轻薄都是罪过,后来谭晓林的预审者跟我一道喝酒,几杯下去,大哭:我工作5年,大学同班同学已牺牲三位。如果毒枭们以及他们犯罪的多因是我的兴趣,那么这些警员们的工作,对毒枭们构成什么呢?当然是一种压力,如果更克制一些,将其称为“环境”,也是恰当的。
做完谭晓林报道后,第二年我又去了趟云南,去那个被描述成神秘而恐怖的“金三角”呆了7天。这是我们理解这些毒枭更重要的环境啊。犯罪的“多因致果”,环境——罪犯生长的环境、发生犯罪行为的环境以及组织结构的环境种种,在“多因”里实在占据大多比重。这才是认知最关键的桥梁。自然,如果我们将罪犯这个特定概念取消,任何新闻主角,当然亦可用同样的方式切入。我的采访经验与思考达成合格的报道结果,毒枭是刘招华,而贪官是马德。
这些报道俱在,无须多言。但这些报道出台的背景,却值一说。90年代后期,都市报系列兴起,媒体整体市场化趋向明朗。《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真正成为周出杂志,当然可以认定是这一趋势的结果。这一轮商业主导的媒体变化,受众至上压力之下编辑的价值判断又呈何种面目?看上去,它以一种去价值化的方式作为开始。“现场”——那些灾害、事故与凶案的新闻现场成为新的动力来源,宣传以及对体制的挑战的权力价值观,似乎暂隐。站在当下这个时刻点来回溯,这种商业化趋向使媒体相对意外地进入了新闻更为本源的意义。举凡战争、灾害、暴力、情色、贪官渎职以及领导人更迭⋯⋯这些人类所面临的未可确定的意外与冲突,才是新闻的起源啊。任何一种新闻叙事,如果没有“冲突”作为结构基础,其意义与价值建构,其实可疑。
那个时刻,一场空难,最快到达现场的除了国家民航局的官员,可能更多的就是各路记者,这其中当然也会有《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现场”所代表的事件新闻,成为最大宗的新闻产品。在这一背景下,“核心信息源”的概念被理解与接受,变得容易而迅速。然后,这一轮突进之后,再进半步,媒体步履亦显艰难。唉,思想或者价值观,那有那么容易产生的。之后,都市报媒体发育出一个叫“时评”的东西,过去的杂文家都成了时事评论员了。这再一轮强化了“现场”的重要性——那些碎片式的信息一经刊布,即成评论家想象的根基,看上去,我们的舆论日益丰富;代价是,我们离事实越来越远。
如此大剂量而同质的事件新闻产品及其衍生物的供给,按经济学说法,边际效应迅速递减。加之,互联网日趋成熟,其发布时间之迅猛,使纸质媒体危机感成为话题。我同意一个说法,在互联网时代,核心信息源的价值也大打折扣,网络的“人肉搜索”以及可以随即发布的便利,那些艰难的寻找变得轻薄。速度压倒一切,新闻还没有开始,“时评”加上口水事实上已经将它结束。好莱坞的歌舞片《芝加哥》,早已将这一故事演过一遍。
记者面临什么?他将如何选择?在有了新闻现场这个开始后,它的答案:去尽量获取材料,材料决定一切——似乎已经确凿。但在这个时间压缩的年代,同质化产品、过度“口水”、网络的速度及其技术挤压,种种叠加现实下,材料真的还是决定一切的力量?
选择往往出之偶然。我进入三联之际,赖昌星几乎成为跨年度,而且是若干个年度的重要新闻,大家都是玩猜谜游戏,谁是赖式多米诺骨牌里倒下的最大一个官僚⋯⋯这个时候,李纪周案审理开始了,虽然李被双规甚至早于赖昌星事发,但结果他却是赖氏官人代表最显赫的一个。在“现场”成为新一轮新闻生产方式之际,对于《三联生活周刊》,更需资源与成本的诸如李纪周、谭晓林调查,提供了另一种路径。所以,报道李纪周是一个机会,断非客套之词。
这是一个可以带来新闻方法论创新的机会。当所有媒体都奔赴“现场”,用最快速度去争夺李纪周的起诉书与判决书的时候,我们转过身去寻找高旭。李纪周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价值,不单是一个犯罪事实,还有他的人生故事。这个主角的悲剧,戏剧的高潮在那里?这当然好玩。而当人物亦逐渐成为媒体发现的新的产品类型,众多以“人物”为名目的媒体登场之际,我们发现其实那些故事的主角,比如谭晓林所处的金三角是有意思的,环境即使不能决定人,也是影响人的选择与行为的核心要素。当然,在这种种行为选择之下,更细致的方法与路径,也有机巧,好在我有机会时常去大学报告一下我们工作的进展,这让我有条件将其整理成文字,这些文字也在,放下不表。
冲突以及冲突背后的人物、环境,当你作为一个记者到达新闻的现场,这些是你去获得比你的同行更多材料的方向。这是我的答案。周正龙“周老虎”那么热闹,但你去镇坪呆上一周,看看这个沸腾的县城各色人等,因为老虎的疯狂,相信也是有价值的,至少比一个科学家发布的阴谋想象要有趣味得多。所以,材料决定一切,问题不在于它是否成立,而是你是否有基本的智力分辨你的材料构成及其方向。宣传、体制批判、受众至上⋯⋯种种,其实,超越这一切遮蔽的关键在于你拥有了材料之后有没有智慧,有了,新闻便成为一种工具,认知世界的工具。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拥有足够的资质,发明你的“史观”,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
最后,如果从记者本位稍稍换位,来重新思考一下编辑的“价值”观,我自己更倾向认定,编辑的伟大与否其实不取决于他是否拥有思想,而在于他能否向他的时代提出正确的问题。所有的记者从本质上讲,都是去寻找事实解答问题的人。很偶然,有一两个,发明了自己的“史观”。那么,他就能讲出一个传之久远的好故事。
后来,我专程去拜访过一次高旭先生,表示我的感谢。他的安详与淡定,已经显示我的感谢,太过庸常。再后来,我听说李纪周假释,打过一次电话问询,他想了想说,从李的刑期看,不太可能这么快假释⋯⋯之后,就没有了联络。这个职业见过的那些陌生人,其实多数对媒体无所欲求,只是出自基本的责任与道德感,帮助记者完成了他们的工作。而新闻这份职业却相对功利,因为他们马上又要奔向另一个新闻现场,那许许多多的信息源,还来不及感谢,便已擦身而过,也许再无碰面可能。那些信息的供给者,比如高旭先生,才是这份职业应当从内心保持感激与感恩的对象。
人生何尝不也是一个故事,是不是一个精彩故事,因人而异。如果也套用前述冲突、人物与环境结构,来看我自己微观的职业环境,我的幸运在于,我碰着了一个天才的编辑朱伟,他对新鲜东西狂热的追求并非修炼而是天性,这对像我这样记者本位,以为记者才是主角的职业人而言,岂只一个荣幸可以概括。因此机缘,那些想象与思考,最终有机会变成一个个的报道。当然,天性之外,作为主编,朱伟的鉴赏能力才是值得真正尊重与赞美的。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朱伟的情绪与脸色是对错之反馈,这才是精彩的编辑记者关系,至少你会因此而自省。除此,没有他的督促,相信我们大多数人会因自己的惰性而放慢脚步。如此种种,《三联生活周刊》终成一份让才华表现的平台——这是我的描述,而我经常的感叹则是,关键是因为朱伟,他鞭赶着你:快快写出你的好故事!
与此同时,在有截稿时间压力下的工作,合作是必须的,如果没有我的那些智力超群的同事们的合作,这里所收集的报道,多数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对于朱伟还有我的同事们,单单一声感谢,太过菲薄。所谓人生故事,在职业上,你们构成并决定了我啊!
当然,论及人生故事,家庭自是不可或缺。我的职业压力,没有妻子以及儿子七七的平衡与纾缓,相信会严峻许多。所以,将这本小书献给他们,理所当然。
2008.11.23
新书发布暨读者见面活动邀请
亲爱的读者朋友:
您好!
本刊将举办《三联生活周刊文丛·第一辑》新书发布暨读者见面活动,在此特邀您届时参与。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三联生活周刊》在办刊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特色栏目,涌现出一批在行业内十分优秀的记者和编辑。为了便于查阅和收藏,编辑部对其中的精华文章做了精心选编,推出“三联生活周刊文丛·第一辑”共八本,既可作为周刊所关注社会、经济、文化焦点的重点展示、解读,又因加入的一些理论和操作层面的探讨文章,形成了对原有话题的深入思考和延展。
“三联生活周刊文丛·第一辑”八本即将全面上市,其中包括:《三联生活周刊十年》(再版),知名栏目“生活圆桌”精选集之《孤独的狂欢》、《不纯真年代》、《像羽毛一样轻》和《零碎的欢颜》,个人精选集部分有知名栏目“口述”精选《往事不寂寞》(李菁)、时政社会报道类精选《失权者》(李鸿谷)和投资启蒙类《投资物语》(邢海洋)。
应读者要求,本刊拟于3月28日14点在三联书店韬奋中心二楼(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举办新书发布和读者见面活动。届时作者李鸿谷、李菁和邢海洋三位将与读者展开互动,还将提供八折购书优惠及为藏者签名活动。
我们将恭候您的到来。
咨询电话:84681028 84681030
另附:北京经销书店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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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一起未能通过《反垄断法》审查的并购案,可口可乐与汇源的交易终止注定将成为中国《反垄断法》的里程碑。本刊记者专访《反垄断法》审查修订专家组专家盛杰民,他认为这次事件是“很好的机会和信号”,“吸引公众关注《反垄断法》,让更多人正确认识竞争秩序和竞争文化,从而推动中国《反垄断法》实践向前发展”。
记者◎黄燕 插图◎谢驭飞
3月18日14点,也就是可口可乐宣布以24亿美元收购汇源果汁200天之后,此项外资在华最大金额收购案由于未能通过中国商务部的《反垄断法》审查而画上了句号。这一令外界惊讶的裁决立刻引起市场强烈反应,3月19日汇源股价刚一复盘即遭腰斩,从18日收盘的8.3港元跌至4.8港元,如果按照可口可乐给出的每股12.2港元收购价计算,汇源此时市值已蒸发60%。“确实很意外,从股价看,外界此前对收购的成功预期已经非常高了。”曾为多起并购交易牵头的华兴资本董事长兼CEO包凡对本刊记者说。2008年9月收购消息放出后,汇源在香港股市股价便长期稳定在10港元以上,远高于此前的4港元左右,而现在公司股价几乎已被打回原形,令投资者不得不感叹猜到了开头,却猜不到结局。摩根大通甚至把汇源目标价下调到了3.5港元,“所有收购溢价都已被挤出。2008年果汁销售放缓似乎是全行业面临的问题,如果消费人气继续走低,汇源在2009年的表现可能进一步恶化”。
不可改变的裁决
事实上,自从收购宣布后,能否通过商务部《反垄断法》审查一直是交易能否成功的决定因素,可口可乐和汇源对此也心知肚明。2008年9月,可口可乐向商务部提交了收购汇源的反垄断申报材料,11月20日商务部予以立案审查,12月20日决定在初步审查基础上实施进一步审查。直到3月16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对外表示审查已进入第二阶段,并给出截止日期为3月20日。“4个月的审查过程已经走完了《反垄断法》要求的全部程序,整个过程不仅合法而且透明,商务部的裁决是非常审慎而专业的。”北京大学经济法研究所所长、《反垄断法》审查修订专家组专家盛杰民教授对本刊记者评论说。
按照商务部发布的公告,可口可乐收购汇源的竞争者集中将对竞争产生不利影响。“集中完成后,可口可乐公司可能利用其在碳酸软饮料市场的支配地位,搭售、捆绑销售果汁饮料,或者设定其他排他性的交易条件,集中限制果汁饮料市场竞争,导致消费者被迫接受更高价格、更少种类的产品。同时,由于既有品牌对市场进入的限制作用,潜在竞争难以消除该等限制竞争效果。此外,集中还挤压了国内中小型果汁企业的生存空间,给中国果汁饮料市场竞争格局造成不良影响。”早在2008年9月“牵手果汁”就曾公开表达对此项收购的担忧,“当时除了牵手,我们还联系了多家果汁企业,希望以行业力量影响并购,但最终这个事没有做下去。”参与此事的和君创业总裁李肃告诉本刊记者。“不仅要考虑到对其他竞争者的限入效果,收购还涉及对上游产业的影响。”商务部研究院跨国经营研究部主任邢厚媛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汇源同时也是上游原料的主要采购商,而据我了解,收购完成后可口可乐并不愿承诺长期优先采购中国水果原料。”
由于果汁市场的高度细分化,收购后可口可乐和汇源的总市场份额究竟是多少并没有明确结论,研究公司Euromonitor认为,双方在果汁市场的总份额约为20%,但在其他企业看来,双方的巨大影响力将使总市场份额大于50%。汇源2008年中期财报显示,在100%果汁市场汇源占有率高达43.8%,中浓度果汁则达42.4%,但在低于25%的果汁饮料市场则仅有7.6%,而后者恰恰是可口可乐的强项。仅凭一款美汁源,可口可乐已经在果汁饮料市场切走了一成份额,在部分大城市占有率甚至超过10%。“现在很多人对商务部的判决有不同看法,学术界也有一些争论,这都很正常,但纠缠于判决结果的对与错是没有意义的。”盛杰民告诉本刊记者,“除非交易双方要求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判决结果是不能改变的,何况现在可口可乐和汇源都已经表态接受了。”
“反垄断第一案”
商务部在公告中透露,从2008年8月《反垄断法》实施至今已收到40起经营者集中申报,在已立案的29起中有23起获得批准,1起在申报方提出了减少排除限制竞争的解决方案之后也获得通过,而在可口可乐与汇源的并购交易中,商务部同样就附加限制性条件要求可口可乐提出解决方案,但该方案仍未能通过评估。于是,可口可乐收购汇源成为中国《反垄断法》实施以来第一起未能通过审查的案例。
“可以说这是中国‘反垄断第一案’。”盛杰民对本刊记者评论说,“之前无论是对电子防伪码还是网络竞价排名的起诉,实际上都属于《合同法》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管辖范围,而这次交易非常明确,是由反垄断执法机关做出的裁决,而且是第一起否定裁决。此外,涉及其中的可口可乐和汇源都是消费者耳熟能详的品牌,它的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也是最大的。”早在2004年,盛杰民就拿出了一份名为《警惕跨国公司在华限制性竞争行为》的调查报告,在当时引起了巨大争议,并直接推动了此后的《反垄断法》出台。盛杰民认为,这次事件是“很好的机会和信号”,“吸引公众关注《反垄断法》,让更多人正确认识竞争秩序和竞争文化,从而推动中国《反垄断法》实践向前发展”。
但是对《反垄断法》的立法者和执法者来说,此次裁决所引发的广泛争议是他们始料未及的,民族品牌、外资政策、贸易保护,种种议论不绝于耳,甚至出现了“可口可乐操纵判决结果”这一在法学界看来“很荒唐”的说法。“《反垄断法》应该也只能关心竞争问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反垄断法》立法专家组成员黄勇告诉本刊记者,“《反垄断法》的宗旨是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从根本上维护消费者利益。它不考虑涉案企业的性质是公有还是民营,是外资还是内资,在商务部对本案的公告中说得也很清楚,关注的是‘品牌传导效应’而不涉及民族品牌。至于其他方面内容可以参照相关法律规定,比如利用外资政策,国家已经出台了《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盛杰民也认为,不能把此案的意义无限提高,“即使对《反垄断法》来说,仅仅一个案件也不能代表中国反垄断的态度和价值”。
仅有57条的中国《反垄断法》屡屡被质疑过于简单,黄勇对此回应说:“世界上最早的反垄断法《谢尔曼法》也只有8条内容,但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如今美国《反垄断法》已形成庞大成熟的法律体系,各种类型的案例浩如烟海。中国《反垄断法》实施至今不足10个月,对它的了解和认识需要一个过程。”盛杰民则直言,《反垄断法》地位相当于经济宪法,同时也是经济法中实施难度最大的,“我们花了13年时间立法,但其实执法难度更大,它要求专业性非常强,目前发改委、商务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正在对《反垄断法》的配套规章草案征求意见”。他还举例说,在《反垄断法》规定的三种垄断行为中,除了经营者集中,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这两类尚没有一起立案,“要知道美国《反垄断法》在最近30多年里平均每年只有4起案子,只有极少数案件才够得上反垄断审查标准”。在盛杰民看来,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市场经济本身还很幼嫩,企业竞争能力普遍不高,对正当竞争理念认识不够深入,给《反垄断法》实施带来了很大挑战,“这些不是短时间,也不是通过一个案件能够改变的”。
商务部做出的否定裁决会对利用外资和中国企业正在展开的海外并购产生影响吗?在邢厚媛看来,此次裁决的确会让更多企业意识到“反垄断红线”的存在,但它和利用外资政策无关,“不能因为FDI(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下降就认为我们应该改变规则,实际上尽管1月和2月中国FDI有所下降,但从2008年全年看FDI仍然比上一年实现增长”。另一方面,黄勇认为,不必担心中国的海外并购活动会因为此次裁决遭遇障碍,“各个国家的反垄断机构通常都是专业的独立执行机构,在有些国家它甚至具有准司法权,判决过程不应也不能受到外界和情绪因素的影响。报复性判决本身就是一种脱离和违背法律精神的说法”。在包凡看来,无论在中国还是海外,涉及并购交易的企业都应该对反垄断审查予以重视,“企业必须更多考虑到政策风险,事先要和政府主管部门进行充分沟通”。
进退之间的汇源难题
对交易双方来说,收购终止的意义截然不同。商务部公布裁决6小时后,可口可乐公司随即宣布不会继续收购汇源果汁。在3月18日当晚,可口可乐给本刊记者发来的声明中,可口可乐总裁及CEO穆泰康称:“我们很遗憾该项交易未能如计划进行,但我们尊重商务部的决定。”他同时强调,可口可乐将专注利用其资源和专业优势继续发展现有品牌,并致力于研发和创新包括果汁领域的饮料产品。此前两周,穆泰康刚刚在上海为投资9000万美元的可口可乐全球研发中心揭幕,并宣布未来3年将在中国市场投资20亿美元,而可口可乐自1979年重返中国后至今在华投资总额为16亿美元。在揭幕仪式上,穆泰康强调这20亿美元中并不包括收购汇源的24亿美元,当时可口可乐的大手笔投资被外界解读为向中国政府示好以推动交易最终通过。
此次并购受挫并不会对可口可乐的中国布局构成障碍,据穆泰康透露,2008年可口可乐在中国的业务增长了19%,中国已从可口可乐全球第4大市场跃居第3名。广受欢迎的美汁源已推出了3种口味,此外可口可乐在碳酸饮料、水饮料和茶饮料市场均有广泛布局,无论在全球还是中国,可口可乐都是无可争议的饮料老大。另一方面,可口可乐对未能通过审查并非毫无准备。1999年,可口可乐试图从保乐力加集团手中收购法国著名饮料品牌Orangina,但法国政府最终以会形成垄断为由阻止这笔交易,此后可口可乐又尝试从吉百利手中收购其在美国、法国和南非以外市场的饮料业务,但由于欧盟国家反对,最后可口可乐从计划中剔除了大部分欧盟国家,将总收购价从18亿美元减到7亿美元才获得放行。“据我了解,在商务部要求可口可乐提交的材料中,就包括历史上的历次经营者集中情况和审查情况。”盛杰民告诉本刊记者,“对于反垄断审查,跨国公司其实比我们更熟悉。”
而对汇源来说,收购遭否决可以说打乱了董事长朱新礼的全盘计划,他将不得不把精力从上游果园产业重新投入到下游的上市公司中。眼下汇源的情况不容乐观,2008年中期财报显示,公司毛利从2007年同期的5.03亿元直降22.2%到3.91亿元,销售额也从13.65亿元降至12.94亿元。汇源首席财务官吴育强解释说,毛利下滑是由于水果价格上涨,此外年内发生的雪灾和地震也对销售产生了不利影响。现金流紧张是朱新礼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难题,现金与现金等价物只有6.66亿元,比去年同期下跌48%,存货却增加了2.48亿元。有消息称,汇源已经紧急叫停了总投资20亿元、遍布全国多个省份的果园基地项目,全力投入到下游的生产销售,不久即将推出一款柠檬味果汁饮料新品,自从2008年9月收购消息宣布以来,汇源再没有推过新品。营销放缓的同时,汇源却在2008年上半年大幅裁员2600人,约占员工总数的26%,以至于就连汇源内部都认为,此举是在为可口可乐收购做准备。
对外界的种种推测汇源均未予回应,3月18日在给本刊记者发来的一份不到100字的声明中,汇源表示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并将“继续努力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安全、营养健康的产品”。自从2008年9月之后,朱新礼曾多次公开表态“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卖得成我乐观其成,卖不成我也高兴,说明国家很重视汇源,希望今后大家都来喝汇源果汁”。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汇源所擅长的高浓度果汁在整个果汁市场份额不到三成,而份额超过50%的果汁饮料市场上汇源甚至排不进前3名,并且销量还在萎缩。另一方面,朱新礼倾注心血的水果浓缩汁业务需要长期大量的资金投入,建设果园至少要5年才能获得回报。面临两难境地的汇源有没有可能再次出售?包凡认为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汇源短期内很难找到下一个买家,“企业禁不起折腾了”。和君创业总裁李肃则认为,汇源眼下亟待解决团队信心重建和品牌重塑的问题,“毕竟大家都知道汇源本来要卖给可口可乐,现在突然不卖了,公司必须把员工重新聚合起来,维护汇源的品牌形象”。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1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人生可以这样来回两次就是圣人
博学之,慎思之,审问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样循环往复坚忍也是圣人
苟日新,又是新,日日新。
十年来第二次去峨眉山,带着满身的伤痛,不是信徒,不是居士,只虔诚的祈祷
在震旦第一山,多得一丝安静
不论什么时候
内心恬静、安祥、惬意、快乐就好
没有任何牵挂,懒懒得晒晒太阳,即使不在海边那么奢侈,就要这种放纵的心境
抛开浮名浮利,抛开他人议论,拆掉条框束缚限制,做自己最好,童心尤在最美
莫言清风
睁开双眼,幸福就来到你眼前
洗濑之时,幸福就在脸上,齿间流动
梳理你的秀发时,幸福就在你的发梢
行走之时,幸福就在你的双腿
工作之时,幸福就在你敲打键盘的指间
休息之时,幸福就在你的梦里……
幸福,是一种心境,它无处不在
莫言清风
“现在好绿茶之所以稀少,很大程度是因为体制造成的。专家和茶厂基本都追求产量,很少有专心保留老茶种和老工艺的。而各地最好的那批绿茶数量稀少,有很多历史名茶现在都只有几百斤的产量,又通过各种渠道进了送礼的单项通道,所以市场上难以寻觅到最好的那批绿茶。”
记者◎王恺
好绿茶的出处
北京马连道,庞大的茶叶城一路蜿蜒了下去,那些或灿烂或暗淡的招牌背后,都有大大小小的茶叶公司在想方设法销售茶叶。可是真正的茶商高手,并不会挂出招牌做生意,他们也在马连道区域活动,只有熟门熟路的老茶客才能找到隐藏在那些楼房中的好茶叶。
吴海峰就是这么一个不挂招牌的茶叶商人,据说他所销售的茶叶,基本上是自己监督制作的,所以被许多茶客所牵挂。听说我们找到了他,很有几个只听说过他的人会好奇地问:“你们怎么把他找到的?”
吴海峰坐在自己那间陈列简单的办公室里,泡一壶据说现在已经濒临失传的岩茶石乳给我们喝,深黄色的茶汤清冽异常。也不是专泡给我们喝的,据说是昨天来了个领导,现泡了杯,可惜只喝了两泡就走了。而他的这泡石乳,至少可以泡100遍,价格据他说也高得离奇,少于几十万元不卖。他告诉我,不用打听了,因为打听到了也没处买去。
“我是在武夷山的荒山里找到这几棵老茶树的,然后找了几个老师傅加工,别处都没有卖的。结果有的茶商想找到这几棵树,上次我去武夷山,硬是被人跟踪了。”半真半假的故事听起来就很吸引人,估计不少买茶的人第一次见他,就能被这些故事所震动。
不过据吴海峰的朋友、有10多年茶龄的画家林曦告诉我,多数茶商都会讲故事,吴海峰大概也不例外。可是他的不同是,那些人光讲故事没好货色,吴海峰讲完故事还能拿出好东西,他的茶之所以能卖高价,是因为别处拿不到。
吴海峰拿出两个评比茶叶时专用的白色塑料盘,里面都是龙井茶,一个是去年的,一个是今年的,让我们看。按道理说,今年的龙井应该胜过去年,可是闻起来,陈茶却远比今年的所谓新龙井香。
一眨眼,他已经用两个小瓷盏分别泡好,去年的那杯龙井香甜异常,喝完后,嘴里的味道像凝固了一样,而新茶相比之下反而淡寡。“之所以这么对比,就是为了说明,好绿茶现在越来越少,成为珍稀物种。”吴海峰说。原来,去年的龙井是他在杭州梅家坞叫老师傅手工制作成的;而今年的所谓龙井新茶,不仅茶种不好,是乌牛早茶种,而且工艺也不好,“就是为了赶早上市而制成的”。
他给我们上了关于绿茶的第一课:绿茶各有时节,赶早喝到的新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
10多年前,本来在福建宁德一个小城做骨科医生的吴海峰到北京闯荡,“结果发现闽东人在北京的基本都做茶叶行,没办法,就改行当了卖茶叶的”。最早在北京各家单位游走着推销茶叶,很艰辛,“一天走下来,再冷的天都湿透了脚”。为了充场面,还非要穿皮鞋,“脚都快冻掉了”。
幸运的是那时候茶叶市场相对规范,茶叶等级分明,他又遇见了好师傅,对茶叶的辨别本事就是那个时候学成的。“当时我师傅是福建一家国营大茶厂的供销经理,对我的训练方式很简单,先从最初级的玉兰花茶喝起,那是品级最不好的花茶,有苦涩味,每天喝,不间断。”半年下来,基本上已经能分辨所有的茶叶品种和等级,“甚至连茶叶采摘自雨天还是晴天都能分辨出来”。
师傅还传给他一个更大的财富。当时国营茶叶厂尚未倒闭,各种名茶中最高的等级都由它们提供,“师傅带着我去进货,把各地专做名茶的老师傅都介绍给我认识了”。有了这张联络图,就让吴海峰即使在茶叶市场混乱的阶段,也能找到最正宗的做茶老师傅,通过他们弄到传统的名茶。“狮峰龙井我弄不到,但是梅家坞的我能保证。不仅仅茶树是那几棵老树,做茶的手艺也非常好。碧螺春是苏州西山来的,那位师傅我每年给他几十万元,保证他只给我一人做,而他也保证能拿到最好的鲜叶。”吴海峰说,那几棵茶树周围都是果林,是最传统的碧螺春生长环境。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渠道保证,他的每斤绿茶价格甚至都要数万元,远比别人家贵,可是不乏买家,“他们唯一的要求是拿到市场上的最好货色”。
这些茶叶他都只有几十斤的量,基本上没存货。“现在好绿茶之所以稀少,很大程度是因为体制造成的,专家和茶厂基本都追求产量,很少有专心保留老茶种和老工艺的。而各地最好的那批绿茶数量稀少,有很多历史名茶现在都只有几百斤的产量,又通过各种渠道进了送礼的单项通道,所以市场上难以寻觅到最好的那批绿茶。”
他泡自己的碧螺春给我们喝,由于茶叶极细,所以先倒水后放茶叶。茶叶本身内质好,很快都沉了下去,幽静地在水底舒展开来,瞬间茶汤碧绿。“在苏州喝碧螺春讲究用粗瓷大碗,因为茶叶很细,这样就碰不坏叶子。”不过,现在还那么讲究的很少了,“北方人因为对绿茶少了解,只知道龙井和碧螺春,也以为这两种绿茶属于特别香的类型,可是他们喝到的,往往是按照这两种工艺制作的类似的绿茶而已,并不是正宗的原产地茶”。
在原产地去寻觅好茶,肯定是一种相对可靠的方式,吴海峰说他自己周围的一帮朋友都这么做,不过前提是你要懂茶。“现在去杭州龙井村买茶的人那么多,可是有几个能买到真正的好龙井?大多是各假冒地拿过来销售的。”
吴海峰的朋友林曦是个女画家,平时生活在草场地自己设计的大房子里,喝茶,玩沉香,也弹古琴,用定制的毛笔宣纸作画,虽然还不到30岁,可是生活得浑然如古人。早上起来不把茶喝透不出门,特制的茶桌上,放了10多个茶杯,泡不同的茶喝。
她的茶龄非常长,从12岁就开始自己在家泡茶喝,拿出照片,梳着长辫子的她正在给濮存昕一家泡茶喝,似模似样地摆了一桌茶具。她告诉我,她和母亲各有自己的一套茶具,从她小时候开始,两人就各自泡各自的茶喝,这已经成为家里的重大习惯。“我男朋友第一次去我们家,就看见我和妈妈整天对坐泡茶喝,别人家是玩麻将度日,我们家是喝茶过日子。”
从小时候开始,林曦就有到原产地找茶的经历,很多美好印象也都发生在找茶的过程里。“十几岁的时候,和父母亲到杭州,别的地方都不去,只奔龙井村,早上就去了打听好的几家茶农家里,一家家地喝过来。”那次泡的龙井清澈得近乎透明,不是那种不好看的绿色,喝一口,香浓得至今难以忘记,这是绿茶留给她最美好的印象。去武夷山更是这样,因为相比起清爽简单的绿茶,老茶客林曦现在着迷的是岩茶。
现在没那么多时间去外地了,“基本上就在北京各个熟悉的茶叶商人那里晃,一般坐下说几句,别人就能够根据你的谈吐判断你的需求,不会拿很差的茶给你喝”。她的标准是,一定要喝过才决定是否是好茶。在林曦看来,太多人是用耳朵和眼睛喝茶,不是喝茶叶本身。圈子混熟了,就有茶商经常主动打电话过来,“刚到了一种好茶,你快来帮我品评一下”。这种混圈子是保证能喝到好茶的基本功。
不问出处的好茶
用耳朵喝茶肯定是现在的流行病,叶羽晴川将他一个朋友的故事给我听:“他从贵州那里拿到了几百斤上好的都匀毛尖,也是十大名茶之一,可是北京人大都不熟悉,结果很久卖不掉。后来有个似懂非懂的买家去那里,问这是不是碧螺春,两种茶看上去很像,结果我那朋友多了心眼,没说真话,这批都匀毛尖陆续被当作碧螺春买走了。”
叶羽晴川原名叶朝武,本在四川一家出版社当编辑,10年前,被同事鼓动着写了本关于茶叶的书,用了这个笔名,“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就此爱上了茶”。现在他已经有10本茶书问世。“主要办法就是去产区喝茶,中国出好茶的地方就是几大山脉,所谓的北纬30度地区,我几乎是一座座山头那么摸索过去的。”他说自己的好处是,不会找茶叶商人索取什么,最多就是一点茶样,这样就敢于在书里任意表扬或批评某茶,建立了自己的公信力。
他不赞成一定去某地找某茶的想法,也举了龙井村为例子:“现在的龙井村因为茶科所的推广,基本上都是用的改良种,产量高,香气差多了。所以即使是去那里,也不一定可靠,还不如去认识一些可靠的人,那样喝到好茶的机会更高些。”有一年,他喝到浙江大佛的一个老农送来的新龙井,“完全改变了我对龙井的印象,喝一口就呆住了,怎么这么好喝?是不是加了什么东西?”大佛是龙井的新产区,一般人总是说那里的龙井比不上西湖的。
所以,叶羽晴川赞成把视野放宽,“不一定非要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去分一杯羹,应该去挖掘新的东西”。因为有限资源的理论而上当,买了很差的茶叶的人大有人在。
他赞成去蹭茶,“好在现在所有的茶叶店老板都会拿茶给你试喝,那些茶也许没他吹嘘的好,可是你要是有耐心,一家家慢慢品评,总能找到最好性价比的茶叶”。他现在在外面讲课,一直鼓励听讲者学会“蹭”,“不靠自己的嘴巴,听人家说的怎么好都没有用”。
因为四方游走,也多了不少喝好茶的经历。一次是在湖南湘西一个小县城,主人是个退伍军人,又去大学进修了制茶课,那年春天两人碰上,主人精心做了几两好茶,“没什么名气,也没什么花样,结果一喝之下惊叹不已。主人一定叫我提意见,我喝了半天才说,我觉得好像你做到后面太急于求成了,总想把这茶做到最好境界,所以火候有点小问题”。其实也是鸡蛋里挑骨头,不过两人越说越高兴。主人告诉他,只做出了几两,县长来买,主人说是再高的价格也买不到,“不是故意想吊人胃口,而是极品好茶不是靠人力就能得到的”。
好茶多为可遇不可求。“上次在浙江一个小茶馆,喝到极好的茶,问起来也是一个老师傅刚做出来的,只有4两,老板总共就1两,我怎么说让他分我一点都不干。”
这种好茶不问出处的道理,在台湾画家罗建武那里早就悟透,他对我说:“我买茶只管茶好,也不问产地,也不听人家任何宣传,最好的茶,往往来自于意外。”
老罗被称为“茶痴”,在台湾教学生的时候,因为一个学生的父亲是台湾最著名的茶专家而与茶结缘。“那些年像得了病,四处寻找好茶喝,而且经常为了茶的好坏和人争吵,结果别人笑我不是在找茶,是在找碴。”他的日常生活除了绘画,基本被茶所占据,最极端的例子,是把连续几年台湾拍卖的名茶冠军都买下来了。外界说是会升值,其实他哪里舍得卖?展览给我们看,瞬间堆满了桌子。
尽管四处寻觅,可是给老罗留下美好印象的绿茶也就是两回。一次是在黄山上写生,在汤口附近的农家喝到的野生毛峰,“外形很难看,根本不符合毛峰标准,可是喝起来才知道好”。问起来才知道,这些茶来自最高档的毛峰核心产地的边上,“也是终日云雾缭绕之地”。
还有一次是喝碧螺春。老罗自己手上有些好碧螺春,据朋友说是苏州市领导送的,转赠他一点,结果拿给另外一个朋友喝,那朋友当即斥责,说你这算什么好茶!老罗当然不服输,去朋友那里见识他的碧螺春,一喝之下,“也没多说话,因为知道天外有天的道理”。
讲究产地出处的吴海峰也宣传一些无名之茶,他抖落自己手中一些不怎么好看的炒青,在他家乡被叫做菜茶的(因为不值钱,就像菜一样),这些年没人精心栽培倒越来越好,10多块钱一斤的茶叶,居然和几百块一斤的龙井不相上下。“关键还是要看自己的需要。”
茶叶专家、农业部研究员资格评审委员会的委员李杰生告诉我,好绿茶基本上都很难成规模,尤其是所谓名茶中的顶级品。他是历年来全国名茶评选中的评委,他说“好茶要色、形、匀、净全部符合标准”。这就对生产地区有了严格要求,“海拔、植被都有严格要求,至少700米以上的高度,可是太高又不行;周围的植被要丰富,茶园既要有太阳,又不能太晒,最好是山的阴暗面。所以名茶的茶园都不大,出产量本身就不高,加上现在能做好茶的师傅越来越少,所以,真正能称上顶级好茶的茶叶,每个品种都数量有限。除去送礼的、运往国外销售的,真正散发到市场的顶级茶叶确实数量不多”。
绿茶是各种茶叶中茶多酚和氨基酸成分最全面的。“绿茶的工艺形成得最早,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杀青工艺,尽量让鲜叶停止发酵,这是和其他茶最不同的一点。”所以,多年来李杰生一直在鼓励大家多饮绿茶,“说到各种功能,它不比任何茶种差,尤其是所谓减肥,绿茶和别的茶一样好。可是好绿茶本身价格就高,因此缺少炒作的功能,所以这两年风头最劲的茶反倒不是绿茶”。
极端的好茶更是不可能流通。有一次做评委,他喝到安徽岳西的一种无名茶,“喷香,我一喝就知道不是成规模种植的茶叶,一问拿茶参赛的农民,果然是野生茶树上采摘来的茶叶。这种茶我们不给评奖,因为完全不能生产,评选了也没意义”。
水与器:一杯好茶的伴侣
郑毅伸出手来,一双手保养得洁净、红润,年近60岁的人了,可是“指甲每天都要剪”,他告诉我。这是必修课,为的是能专心致志地泡茶——“不能让外在的东西来污染茶。”黄山市迎接大小领导的时候,他经常要出场泡茶,原因是他泡的茶好。
同样的茶,不知道为什么他一泡就不一样了,据说色、香、味都到了最高境界——尽管很多时候泡完茶,改由专门的服务员端上去,他连领导是什么样都没看见就退场,可他还是很自豪,因为这是对他的“茶人”称号的肯定。
他的正职是工会干部,和茶界微有联系,如果不亲眼见他泡茶,你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当地的普通干 部,甚至手里拿着的不锈钢杯子都像。可是打开杯子,就闻到不一样的香味,淡黄色的茶汤散发着兰花香。没有茶叶,“是用浓茶汤泡的,最适合外出饮用”,他轻描淡写地说。
他自号是“徽州茶人”,觉得茶人这个称号比什么“专家”之类要听起来更让自己坦然。年轻时候他并不喝茶,一次在外面出差,在车站的长椅上病得躺都躺不住,正好看见手中的报纸上有“绿茶能治病”的小百科,当场就试验了一下,结果立刻见效,就此爱上了茶。
“很正式拜了两个茶文化的老师,其中一个是研究茶业史的,他对我说,你不能像我这样,只有理论没实践,一定要会喝茶,会泡茶。”他说老师这话对他影响深远,他花了大量功夫研究泡茶之道,“最便宜的茶,一样被我泡得香气四溢”。
他经常给初次见面的朋友泡一种当地的廉价绿茶,这种茶对感冒很有作用,可是味道苦,不知道怎么被他泡出来是香的。
我们面前放着普通的黄山毛峰,本身等级就不高,又是去年的陈茶,郑毅准备泡回好茶给我们喝。面对杯子的时候,他忽然郑重起来,把滚水倒进去,然后在手上滚动玻璃杯,水把杯子烫得透彻晶莹——这手还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的,至少高温就让人受不了,这才想起见他之前就有人告诉我们,郑毅的功夫不仅在嘴上,更在手上,“他能拿着滚水泡的玻璃杯耍来耍去”。
见人拿来开水瓶,他二话没说让人重新去烧,至于水本身,在黄山地区,“用自来水就很好”。
在北京,一般用纯净水或者矿泉水泡茶,可是郑毅说他也用自来水泡过茶。“非常简单,水快开的时候,把水壶盖打开几分钟,让里面的氯气挥发。上次我在北京用自来水烧开泡茶给人喝,喝完没人相信我是用自来水泡的。”
在郑毅看来,与其玄虚地像很多茶人那样宣扬“对水说话,可以使水质变好”等理论,不如认真研究水的特性,“自来水有自来水的好处,桶装水有桶装水的好处”。有时候泡茶,还使用桶装水和自来水的搭配水,“例如泡铁观音,那样效果很好”。
这次是用黄山的自来水泡毛峰,除了水质,还要讲究水温。刚开的水递上来,几乎没怎么等待,郑毅就把水往杯里倒。“别人总说毛峰细嫩,要用80℃的开水泡,我觉得不对,用90℃或者更高的水温很合适,那样香味和汤汁出来很快,大量的营养物质也可以在第一泡中出来。”不过第一次只倒了1/3杯开水,深色的茶叶慢慢活起来,变成嫩绿,然后再倒进更多开水。
据说要是用盖碗泡会更好,“过去没有玻璃杯,全都是用盖碗泡绿茶,一是不烫手,二是杯盖有妙用,可以撇去表面的泡沫。最好的绿茶也会有泡沫,所以给人泡茶身手要快,一定要打去沫后再递出”。还有办法就是泡半杯,“那样沫不怎么显眼”。在郑毅看来,茶永远要泡半杯。
与郑毅一样,专门研究绿茶泡法的叶羽晴川也试验过许多种泡茶之水。“一般在最初喝到某种茶的时候,肯定会用纯净水,因为最能展现茶的本来味道。可是研究到一定阶段,就开始用各种水了。”
水的直接口感还不一定能作为选择标准,“有的矿泉水白口喝很好,可是泡茶不好;有的空口喝有点苦涩味,可是泡茶很不错”。甚至同一品牌的水,水源地不同表现也不同,而这些水的选择,只能依靠每个人的多次试验,“只有自己觉得好,那就是真的好了”。叶反对道听途说地选择水,“不能用耳朵喝茶,关键还是要用自己的舌头”。
与郑毅把开水高高吊起不同,叶羽晴川的手法更复杂,他说一定要视茶叶决定倒法。“有次和一个朋友喝碧螺春,他开始凝神静气地等水温降至80℃,可是倒的手法又很粗枝大叶,结果那杯茶的汤色浑浊不堪。”细嫩如碧螺春这样的茶叶一定要从杯边将水缓慢倒入,“对茶叶要温柔”,他开玩笑。
叶羽晴川喜欢用各种不同类型的茶具泡绿茶,在他看来,与不同的器皿面对面很有趣。玻璃杯很好,瓷盖碗也不错,甚至一般人反对用的紫砂壶他也觉得可以使用。“大家总觉得紫砂壶吸香味,把绿茶之清香吸走了,其实泡一般外形不太好的中档茶用紫砂壶很好,既可以挡住叶形,也可以集聚一定的味道,把苦涩味道减轻。”当然,这壶最好用来专门泡绿茶,否则会串味。
对器具最着魔的要算台湾画家老罗,初次见他,就被他桌上的古怪器皿所迷惑——几尺长的方案上,罗列着无数的碗和盏。这些形制高古的碗盏全部是他一个爱茶的朋友烧制的结果,“仿宋代的官窑,而且是把几大官窑都仿造了一遍”。
在老罗这里喝茶,还要先接受试碗的考试,仿建窑的黑盏、仿青瓷盏和德化的白瓷杯中各倒入一点同样的水,搁置一会儿后,再来品尝水的好坏。奇怪的是,同样的水,在不同的杯中,温度和味道都不同,微妙的差别只有灵敏的舌头才有深感触。
老罗聚精会神地看着你,看你的答案是否和他心目中的答案一致。很少有人能在首次试验中就通过他的考试,我也不过是碰运气,结果受到他连连摇头的待遇。
原来他的朋友经过几年试验,研究出还是仿宋瓷的外观和格制的瓷器喝绿茶最理想,于是烧了几个不同大小的送给他,上面打了自己的“圭轩”的款。因为出品少,加上外形清雅,所以在市面上流通也很少,价格也高。“有人出1000多元的价钱想买个他烧的杯子。”上次景德镇陶瓷学院的老师来,表示同样的杯子他也能做,可是老罗摇头大表不屑,“不懂茶的人,只能模仿外表,根本不知道什么样的内质才好”。据说光这些陶土就不知道花了那位朋友多少功夫搜集得来。
老罗的朋友不仅仅烧陶盏,也玩小器皿,一个曲尺形状的小勺是老罗专用的舀茶汤的器具,放进去,沉浮在碗中一会儿,老罗且先不舀茶,把勺底放在鼻子前大嗅起来。这种游戏老罗玩起来毫不厌倦,一玩就是几小时,甚至家里人也都被他传染了,大学学电子的侄儿来他身边陪伴,没多久就放弃了专业,整天到处和人去喝茶玩,名片上写的是“私房茶人”。
尾声:放弃茶艺
几乎没有一个茶人认可现在四处可见的茶艺表演。老罗一个朋友对茶艺表演有刻薄的评价,说那是看姑娘,不是看茶艺,“会喝茶的人都不喝那样泡出来的茶”。甚至他们一群人对日本的茶道也颇有微词,老罗的说法是,那是隔靴搔痒,不是真正的喝茶办法,“你试试看凝神静气一小时,再喝一口茶,肯定谁都会觉得那就是琼汁甘露”。
日本人和韩国人到中国的陆羽墓时,常常会跪下,叶羽晴川对此的解释是,中国人不喜欢时常把道挂在嘴边,“太刻意的事情,本身就不是道”。越是繁琐的规矩,在叶羽晴川看来,越不符合喝茶的心境,尤其是像绿茶这种以简单、清素为美的茶类。
现在那种表演性的茶艺基本上是培训班的结果,叶羽晴川看见那些培训班7天就能培养一个初级的茶艺师,再7天就是中级。“就推广茶文化而言,那些茶艺的女孩子吸引了一些本来不爱喝茶的人喝茶,这肯定也不错。是真正爱茶的人,如果拘泥于那些程序,肯定泡不出好茶。”那些评审委员会,或者茶王竞赛时候的评委们受他的嘲笑。“有时候我也去做评委,其实挺不幸的,因为喝的都是那些姑娘们泡的不够出色的茶。”
叶羽晴川也经常去各地给大家培训茶叶知识,他反复告诉学生,规矩就是用来破的,泡绿茶更不应该有一定的规矩,但是前提是,“你非常了解那些规矩”。他现在做的是了解各种茶叶的性格,“只有了解每一种茶叶的特性,才能泡出好茶来”。
目前评茶会上的评委们对绿茶的评审程序是,统一用盖碗泡3分钟,然后再挑出各种缺点,“在这种挑剔下,只有最好的绿茶才能经过考验”。可是叶羽晴川现在反其道而行之,“我试着找各个绿茶的优点,千万不要用千篇一律的心态去泡茶”。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1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也许是因为没有受过网络时代博客文化的熏陶,70年代出生的人通常都有一种叫做“铅字崇拜”的情结。我也一样。以往每每看到别人的大作付梓问世,便心生艳羡,而自己却万万不敢有把作品变成铅字的奢望。而今天真的有机会面对自己的集子时,却满怀惴惴,生怕已经眼花缭乱的图书市场,再徒增一份不痛不痒的文字负担。
这本集子主要是我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发表的口述文章,也有两篇报道和一篇访谈,但都无关乎当下的新闻场景,而是看似寂寞的“往事”。
犹记三年前初冬的一个傍晚,接到主编朱伟的电话,要我在2006年第一期开一个“口述”栏目。于是像以往接到的任何一个工作任务那样,短短几天内,锁定人物,采访、写作、交稿,然后完成在新年第一期“开栏大吉”的使命。创立这一栏目的初衷,或许主编现在的记忆已有些模糊,而我也很难有机会将这一段探寻清楚。毕竟周刊的工作总是高速向前推进,解决未来的每一个具体问题,总是比停下来探讨一个既定事实,更实际些。
不过回头看去,“口述”并非是凭空而来的一个“产品”。在三联社会部作记者,我总戏称自己是“女民工”,本来也主要是来回穿梭于急三火四的新闻现场,但或许因为其间参与过一些重要的人物报道,主编后来不止一次地与我讨论,希望我将未来的工作更多地倾向于报道人物。那时我的设想是,在关注那些处于时代前端的最“热”的人物同时,不妨也将视野扩大到那些穿越历史尘烟而来、已经不在舞台中央的“冷”的人物,他们可能有别样的沧桑和味道。但在主编对目标读者的疑问中,这个动议搁置了下来。2005周刊的抗战系列报道,让我大大过了一回重访“遗老遗少”和在旧纸堆中重述故事的瘾,这或许也让主编开始重新审视老故事的力量。及至年底刚交上唐德刚的访谈文章不久,便有了主编开设栏目的指示,这大约便是“口述”栏目的前传吧!
不过,我并没有意识到此后的三年,它们构成了我工作的大部分。
起初,只是凭着自己的趣味找受访者,按照作记者时的训练,先是搜罗一大堆压得透不过气的资料,接下来便是埋头阅读、圈画、笔记、准备提纲。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次与采访对象见面,都有如迎接一场大考,战战兢兢,恨不能穷尽所有的资料,又生怕漏掉每一个有价值的细节。采访归来,尚未从听到的一脑袋趣闻轶事的兴奋中缓过来,又马上陷入对那一堆零乱琐碎的采访素材重组的无措与焦虑中。每次把那些材料细细地穿起来,完成一篇文章后,都感觉几乎耗尽心力。幸运的是,这样一种清冷味道的人物文章,终被接纳并保留了下来。
于是,便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地写了下去。
于是,感觉像是突然从一个喧闹的新闻现场抽离出来,置身于一个幽暗僻静的历史深处。
在很多人眼里,“历史”是一个冰冷而生硬的概念或符号,而在那些受访者身上,历史正是他们曾经经历的生活,是他们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我总是希望,每一位受访者能将那些概念或符号打破,用他们自己鲜活的回忆去展现历史的温度,展现历史在每一位亲历者身上走过的痕迹,为我们望之生畏的历史作另一种解读。
不过,也并不是每一位受访者都能理解并适应这种表达方式,尤其对于那些习惯于那个年代特定表达方式的老人来说,或者对于那些参透了人生、试图将所有生命的细节凝结为一种价值概括的老人来说,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几乎在每个受访者身上都要重新演练一次。在作这一系列文章的三年时间里,与各种各样的受访者相遇——善谈者、讷言者;豪爽者、谨慎者,他们各不相同,大异其趣。印象最深的是采访了6次的杨宪益,一个超然洒脱的可爱的老人,却不是一个很“好”的采访对象,无论问他什么问题,是留学牛津的轻狂岁月,还是后来身陷囹圄的坎坷,老人家都轻轻一句“那也没什么”,并不管他的人生在我看来如何不同寻常。以至于后来只好每一次都将问题设置得极为具体而细致,将采访提纲写了满满了几页后才能“鼓足勇气”去敲在后海边上的那座大门。
不难理解的是,在每一次的故事中,我都扮演着朋友般的倾听者与记者的双重身份。于倾听者,我时常沉浸于他们的故事,与他们同喜同悲,甚至用他们的眼光来看待周遭的人和事;而于记者身份,我又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要“跳”出来,警惕他们过于自我的视角,这未尝不是一种考验和折磨——有时,明知受访者的背后还有更耸动或吸引眼球的故事,可是追问下去,就意味着要受访者重新打开那道伤口,于是经常是自我争斗一番后最终不忍心地放弃了追问;也有时,我告诫自己从另外一方甚至是对立一方的立场来审视他们的言说,无论他们如何沉醉,也须冷眼相看。
这其中的很多人和事,于少年时的我是一种传奇,而今却一下子变得触手可及。但把这些往事重新演绎出来,却比我的想像困难得多。与以往所做的社会新闻报道相比,“口述”的难度或许并不在于突破一个个受访者,它的最大挑战在于,将这些人物置于何种视角、做怎样的新的解读。几乎每一个受访者背后都是一段大历史,而那些枝枝蔓蔓的历史,无论从哪个方向探寻下去,都深不可测、百转千回。在这些浩如烟海的故事当中,撷取哪些、展现哪些,总需要某种态度、某种关怀。
几乎所有的讲述者都怀着自己的关切,他们通过回忆重构自己历史。但不可避免地,我也将重构他们已经重构了的历史。有些细节在别人甚至讲述者自己眼里也显得平淡无奇或是过眼烟云,而在我眼里,它们却迸发出异样的色彩。重新发现这些细节并让它们大放异彩,正是“口述”的意义所在。文字背后,偶尔也会有颇费脑筋的沟通甚至争执,或为一句措辞,或为一句评价。好在那些可爱的老人,最后都成了我的“大”朋友,他们对我工作以外的关心,其实是对我工作的最大的肯定。
采访中,会不时遇到更鲜活、更隐秘的故事,它们远比现在呈现出来的文字更精彩,但最后出于各种原因,不得不舍弃;而另外一些有特殊经历的人,虽通过种种方式辗转找到他们,但出于重重考虑,他们还是选择了拒绝采访。另外,即便是最后成了文字,但毕竟展现一段历史或一个人生的空间也要服务于周刊的整体设置,因此时常在感慨万端之时,却不得不匆匆收笔——写作,何尝不也是一门遗憾的艺术?
据说“口述史”在这几年成了一个热门。我并没有试图挑战历史的野心,只是希望笔下的那些故事能够成为大历史的一个注脚,历史总是互相校验着前行,如果那些回忆,能在未来成为历史学家们提及的一个极其微小的局部,则幸莫大焉。
每一次写作,都是与一个心灵相遇的过程。探寻这些心灵的过程总是艰辛与幸福并存的。鲁迅先生曾说:“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人生,在大历史上,常常只被凝结为一个名字、一个符号,一个标签。可是,当我们把科教书上那些扁平的名字铺展开来,却发现是那样波澜壮阔而异彩纷呈。而那些往事,也因此不再寂寞。
我总是在自己的文字中,跟随着故事中的人物,一次又一次体味着人生,看着一代代人来,一代代人往。感受着人性,也感慨着命运。在我的理解,当一个历尽沧桑后的老人宠辱不惊地讲那些往事时,与之相配的应该是一份含蓄内敛的文字,因为内敛是一种更高贵、更值得赞美的品质。
那位叫钱穆的老人说过,对历史应保留一份温情与敬意。对于“口述”而言,这句嘱咐似是多余的。如果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个概念的历史,而是跃动着生命力量的历史,是无法没有温情与敬意的。
“时光如梭”,曾经是儿时作文用的最多的一个词,但那时不过是不识愁滋味的“强说愁”,而今却成了实实在在的感慨。庆幸在周刊给我的自由空间中,“一个人的战斗”没有过多束缚,倒得自得其乐。这些文字,这些回忆,也记录下了我的时光。由此,深深地感谢朱伟主编给我的空间和信任。虽然他多次用正式和未正式的方式对我在挑选受访者的某些“趣味”表示不同意见,但他始终并未过多干预我,这对一个以“强势”闻名的主编来说,或许殊为不易。他也用他的经验为“口述”设计了最初的形式,加强了它的沧桑感与凝重感。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他时时刻刻“压榨”,懒散如我,是断断不可能有这样一本集子诞生的。
偶尔,也会觉得懈怠,动摇,也曾怀疑自己文字的份量和价值。但是,总是有人以各种方式给我力量,鼓舞着让我继续前行,在此,由衷地说一声谢谢——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同事,我的读者,你们的支持、鼓励和分享,与那些文字一起,也成为我人生最值得珍惜的记忆。说句“感谢”也许太轻薄,但我知道,有你们在的感觉叫“幸福”。
谨将这本书作为一份礼物送给去年来到世上的丁丁小朋友,你是命运赐予我的最好的礼物。
3月28日14点在三联书店韬奋中心二楼(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将举办“三联生活周刊文丛·第一辑”八本新书发布和读者见面活动。届时作者李鸿谷、李菁和邢海洋三位将与读者展开互动,还将提供八折购书优惠及为藏者签名活动。活动详情>>>
2009年第11期 总第521期 2009年3月30日出版
【封面故事】
皖鄂川滇原生态调查
绿茶之道
中国茶叶产量的75%是绿茶,宋代改建安为贡茶之地而弃宜兴与长兴,由此带来茶技之变,循此理路,目前中国茶叶的需求之变更甚于宋代。未来会发生什么?最基础的中国的制茶方式会不会因此而有革命性的变化?采茶时节,茶区的原生态调查,或许是我们获得理解的途径之一。
茶杯中的花花世界:茶人与绿茶
六安瓜片:最复杂的绿茶
皖西茶叶的地理与谱系
湖北五峰:“采花毛尖”的地理传奇
峨嵋山的好茶量产
蒙山顶上茶
黄山访茶记
詹罗九和“雾里青”:一种名茶的诞生
普洱:茶马古道的岁月茶香
【西藏民主改革50年纪念】
高原上的话剧种子
【社
会】
口述:回忆我的远征军历程
热点:被终止的收购与中国反垄断开局
【经 济】
收藏:大漆家具
商业:中国汽车出口,下一站欧洲市场
商业:一个医药公司总裁对中国医改的期望
商业:重写的液晶格局和海信走向
【文 化】
专访:“我想拍一个战争本性的东西”
话题:饥饿
秀场后台:陈数:伟大的女演员让人记住的一定是爱情角色
电影:蒂尔达·斯文顿和她的电影节
时尚:芭芭拉的回归
设计:芭比的天命之年
思想:美的溃退
书话:零忍耐女王
【科 技】
健康:臭氧杀手“流窜”人间
生命八卦:令人迷惑的统计数据
【专 栏】
投资物语:再议港珠澳大桥
有关品质:茶
花花世界:查尔斯的双排扣西服
物是人非:装嫩教母
美食:食品外貌协会
体育故事:三月疯狂
军事夜话:朝鲜“光明2号”卫星能否入轨?
个人问题:擒贼记
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在咖啡馆里怀疑人生,她突然说,你去看《小羊肖恩》吧。
动画片真是现代人最好的解毒剂。明明是给英国学前班小朋友看的动画片,却不妨碍我看得津津有味,尤其是看到一群傻傻的母羊烫着卷发、拎着LV的包包,在树下摊开苏格兰花纹的方巾,矜持地喝下午茶时,不禁绝倒。
记者◎陈赛
这是一部干净、清新、令人愉悦的动画剧,一共出了40集,每集只有7分钟,虽然不像《掌门狗》系列那么聪明,但仍有足够的创意和笑料让你捧腹。
Aardman的黏土动画往往有很明显的印记,比如靠得很近的眼睛、宽额大嘴、肥大的手指、粗短的身材上刻意凸显的手工斧凿的痕迹,还有明快的节奏、陈旧而温暖的乡间韵味,更重要的是那种挥之不去的冷面笑匠的味道,非常英国。
与正大行其道的计算机动画相比,黏土动画总给人一种隐士的感觉。每个人小时候都玩过黏土,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做出来的,因此对Aardman模型师的手艺尤其惊佩。用黏土捏出一个模型,比画画更有一种原始的满足感,它们是三维的,有自己的视角,你可以用真实的灯光打上去,那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仿佛在真实世界之外存在着另外一个真实世界,但又不是。
在英国农场里做一只羊多幸福啊,每天只要吃草、睡觉、晒太阳,无聊了拿卷心菜当球踢,帮肥羊兄弟减减肥,在谷仓里搞个热舞派对,给主人捣点小乱,偶尔还有独眼外星人光顾农场。就算什么都不做,光欣赏那两只倒霉的绿头鸭出双入对,就觉得人生太幽默了。尤其喜欢《平静的生活》那一集,天气晴好,主人画兴大发,要为小羊们画肖像,却被反客为主,小羊们一番集体创作,恶搞了整个西方绘画史。
在所有的羊里,就属肖恩最劳心劳力。它精瘦、聪明,笑起来特别坏。和史努比一样,它也有一些奇怪而伟大的梦想,他梦见自己是登月的宇航员,刚刚跨出宇宙飞船,就被睡在上铺的肥羊兄弟的呼噜声硬生生拖回了地球。肖恩的主人是个好心乏味的英国佬,反应迟钝,戴一副厚厚的眼镜。聪明的动物和不怎么聪明的人,永远能制造许多笑料,就像阿高与华莱士,这种组合已经成了Aardman的法宝。
Aardman是如今唯一能与Pixar、梦工厂抗衡的动画工作室,尼克·帕克(Nick
Park)是Aardman最伟大的动画师,声誉直逼约翰·拉斯特、宫崎骏。《小羊肖恩》虽然不是尼克·帕克亲自导演,但最初却是他的创意。它最早出现在“阿高与华莱士”短片系列的《剃刀边缘》(1995年)里,被华莱士的自动流水线剃光了毛毛,并飞快织成了一件毛衣,因此得名“肖恩”(Shaun),在英文中是“剃光”的意思。从那以后,很多英国人就开始穿着“肖恩”的T恤满大街走。
不过,这部动画剧并不多玩文字游戏。事实上,剧中所有角色都没有台词,只偶尔叫唤几声,完全靠表情来传情达意。因为连眉毛都没有,所有的表情都必须出自眼睛,对动画师来说是很大的挑战。不过,这部剧里,傻羊们胆小无辜的表情做得很到位,肖恩的眼神尤其灵动,是那种介于儿童与青春期之间的小男孩的狡黠眼神。你能看到它眼皮上贴了一小片紫色的黏土,是最主要的操纵点。
做黏土动画的人需要有极致的耐心。每秒25格画面,每一格画面的调整都非常繁琐,一不小心,不是把胳膊拽下来,就是把牙齿整排扯下来,一天下来,小桌子底下往往堆满了身体的零件。一天最多只能拍出两三秒的动画。尼克·帕克从大学时代开始做《阿高与华莱士:月球旅行记》,20多分钟的片子,他一个人整整做了6年。
尼克·帕克今年50岁,一生没有结婚,无儿无女,整日躲在Aardman在布里斯托的地下工作室里,与黏土模型为伴,明亮的灯光彻夜亮着。虽然赢得了3座奥斯卡小金人,但他的生活极其低调,住在一个小木屋里,开一辆老标致车,除了工作,就是到农场里盯着动物们发呆。他安静、沉默,因为生性害羞,极少接受采访,唯一一次在一部关于Aardman的纪录片里,他谈到阿高与华莱士时说:“我觉得我是遇到了他们,而不是创造了他们,一切情节我都要征求他们的同意。”
家庭和动物,就是他的整个世界。他的动画片里充满了神经错乱的羊、发疯的企鹅、悲哀的美洲狮、焦虑的鸡,而那个蠢笨的华莱士则是他的父亲——一个头脑不怎么灵光的业余发明家,6年前去世。在尼克·帕克小时候,他经常在花园里发明一些稀奇古怪的傻东西,寄给当地电台的小发明节目。他的母亲是一个裁缝,在尼克·帕克13岁那年买了一台照相机给他做礼物,当别的小朋友都在外面玩自行车的时候,他在阁楼里安静地画他的宠物——一只母鸡和一只叫沃特的老鼠,然后拍成定格动画。
这样一个痴人,被英国人视为文化瑰宝。2005年,Aardman在布里斯托的工作室着火,尼克·帕克亲手做的大量黏土模型被毁,《卫报》发表评论哀悼说,是英国文化的灾难。
曾经有人问查克·琼斯:“到底是什么让一部动画片伟大?”
他说:“我想,任何一部动画片,或者戏剧,成就其伟大的,都是观众能从中认出他们自己遭遇的问题,尽管可能是以一种极度夸张的方式。”在他看来,喜剧关心的都是一些小东西,大家都熟悉的,找点什么东西吃、找个地方睡觉、怎么找个女孩,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这位美国动画大师是尼克·帕克的精神偶像,而他显然领悟了偶像的精髓。很多人喜欢他的短片,更甚于他为好莱坞拍的两部票房极高的长片《小鸡快跑》、《魔兔的诅咒》,因为那些精炼的短片更符合他的风格,那种扑面而来的英国人家常的味道,就在华莱士和阿高用的咖啡杯上、他们穿的毛衣、墙上挂着的合影、沙发、台灯、书架,还有华莱士种种稀奇古怪的发明上。尼克·帕克对这些细节的执著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相形之下,《小羊肖恩》就简单很多,但他们的浴巾、奶嘴、桌子、衣服,手工也都非常精致。
在我看来,尼克·帕克最好的作品是《动物悟语》,YouTube上有完整的片段可以观看。他们在伦敦的街头拦下一些移民,男女老少都有,实地采访他们对英国社会的看法,从生活质量、居住环境、性、谎言、艺术、技术,无所不包,然后把他们的声音移植到一群动物园的动物身上,好像它们在谈论动物园的生活。比如一个老太太关于养老院的评论被移植到一只树袋熊身上,一个巴西移民对英国的抱怨被移植到一只怀念亚马孙、渴望空间的豹子身上,还有一个女人关于爱情的向往被移植到宠物店的绿色蜥蜴身上。这样的移花接木给人一种非常诡异的滑稽感。《动物悟语》也有美国版本,在CBS上播了几天,可惜美国人不能欣赏英国人的冷幽默,很快就停播了。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0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