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块荧屏，我们渴望在一台国家级春节晚会上看到些什么？这件事越来越没那么要紧了。
　　而在央视春晚上付出种种努力的编导们，也不一定那么在乎我们的琐碎愿望。
　　当然我们可以选择不看，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理由是，它曾经符合我们的愿望，而今它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有文化学者为春晚辩护说：“观众的心态需要调整，你就应该把春晚当成一个伴随的伙伴，而不能觉得这个年就靠它过了，如果你这么想的话，你就会很失落。”

　　其实没有人真正为一台春晚感到失落。但春晚形成的一种制度，使除夕娱乐晚会的控制权变得特殊而集中，它使娱乐变质。

◎志余

　　在央视春晚的26年历史上，1985年的春晚有一种特殊的作用。在工人体育馆举办的这台晚会的结果是巨大的失败，为此，当时晚会的总导演黄一鹤以非党员身份参加了半个月的党组会，接受各方批评，至今说起仍泪眼盈盈。黄一鹤当时是央视文艺部的导演，在这之前已经成功地导演了1983、1984年两次春晚。1985年春晚之所以要搬到体育馆，在黄一鹤的心路历程中有两个清晰的标记——1984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大阅兵和洛杉矶奥运会壮观的开幕式鼓舞了他的激情，两个活动都是大场面，而洛杉矶奥运会又让他看到了大场面和轻松娱乐趣味相融会的创作空间。结果，在他们当时的技术手段下，这个空间变得昏暗沉重、杂乱无章。这一年3月2日的《新闻联播》中，央视向全国观众道歉。

　　在有了录像技术之后春晚一直做录播，直播春晚始自1983年。流行的记忆把春晚的历史起点定格在1983年。黄一鹤告诉我：“其实在这之前，除了‘文革’期间停播，从1958年央视成立，一直有春节晚会。1978年中央台复播当年就恢复了春晚，年年在做，规模不一，但一直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影响。”当然很物质的原因是电视的普及度有限，节目中大量的政治化内容也难应和春节的氛围。导演通常是文艺部的导演轮流做。

这时候的社会生活中已经充溢着种种新鲜气息，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明确承诺了一种历史转变。1983这一年轮到黄一鹤做导演，他首开直播的先河，晚会设主持人也从这一年开始。为了制造一个联欢会的气氛，他把节目和现场设计为一个整体，这就要求有一个主持人，代替以往的报幕员。虽然晚会有提纲台本，有预先设计，而因为要直播，观众的电话点播等不可预设的环节，将出现很多需要即兴和应变的关节，或有哪个演员把词儿说差了，也得通过这个主持人找回来。这是播音员无法完成的，所以他请来马季做主持人。处在批判中的《乡恋》在观众轰炸式的点播中播出，王景愚的哑剧《吃鸡》也开创了脱离政治的纯娱乐小品的先例。

　　1984年，黄一鹤连任春晚导演，这一年的春晚又是在一个特殊背景下开始筹备的。一场短暂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还没结束，以邓丽君的歌曲为代表的港台流行文化，在这个运动中是被禁的。同时，中国与英国正在进行香港回归的一轮轮谈判，一国两制的方案也已经提出。黄一鹤在这个敏感而微妙的关口申请由台湾艺人黄阿原、陈思思，香港艺人奚秀兰、歌手张明敏参加春晚。关于黄阿原做主持人的申请持续了半年，直到腊月二十七才获批准。连续两年的高收视率为央视春晚赢得了雄霸除夕一晚的绝对优势。

　　黄一鹤对此很是自豪，他告诉我：“那时候，沿海省市的电视台都有自己的春晚，北京电视台也录制了春晚。1983年的时候，北京台台长还说跟我们打擂台，但是在除夕夜，连他们的播放人员一边播一边都在看中央台的春晚。”他记得当时领导对他们的要求就是，要争取做到让观众不换台。

　　后来，观众也不用换台了。黄一鹤说：“大概是1986年以后，当时的广播电影电视部有了指示，禁止各地方台在除夕制播同类的晚会节目。”其中原委与两届成功一届惨败的经验有深刻的关联，前两届春晚的巨大影响力大概远远超出了一台晚会所预期承担的责任，影响力越大，有效掌控的力量随之增长，而1985年的失败所招致的民愤更加深了对失控的担忧。

　　从此，央视春晚形成制度性垄断，优势变质为强势。
　　本来各地春晚如同文化“庙会”一样，央视春晚是“庙会”之一，而且是最好的，人气最旺。20年后，除夕之夜，当我们拿着遥控器轮番转台，则好像遇到了如来佛手掌，总是看到不同的电视台转播着同一台晚会时，“庙会”就成了殿堂。

　　而“既遇春节，难阻良游，三五人自为宴乐，并无所禁”，除夕之夜，一般人是不想去殿堂的。
　　在垄断的强势中，安全、稳妥必定会压倒创新、娱乐，唯一的选择是不出错，经不起包含任何控制之外的轻松快意、即兴真情。规划、设计越来越精心，节目选择和策划越来越神秘，审查也变得越来越细致。而1987年春晚的总导演邓在军曾说，那时节目基本由导演定，她定了的节目很少被毙，不会像现在这样反复修改。黄一鹤说：“1983年，刘晓庆在晚会现场表达对父母的想念之情完全不是出自台本，她只是事先有这个申请，导演组批准了。那一年现场直播临时发挥的内容大约占40%左右。多数歌曲都不是为春晚定制的，语言类也不是按晚会的主题定制的，就是要有意思的节目而已。”

　　为什么越精心反而越少共鸣？“全家围炉守岁、只看春晚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不是春晚的悲哀，而是一个国家文化多元发展的必然。”今年春晚导演郎昆为春晚处境的如此维护不无道理。在前10年的春晚时，娱乐业还没有真正形成，娱乐活动相对匮乏。但有一点不能无视的是，早期的春晚与时代气息的一致，与民情的相通，与春节生活的合拍。即使在娱乐多元的当代，新的社会理想也能带来新的创造精神。

　　到了2004年，北京、西安等地有些媒体曾传出“春晚央视不再包办”的消息说，2005年将会采取新的市场运作方式，节目从创作到排练完全由公司单独运作，央视只负责最后的审查。但这个消息立即就被央视否认，央视有关负责人很不屑地批评这个消息的编造者“根本不明白央视春晚的性质”。央视春晚的性质是什么？“央视春晚要表达央视的主流文化意志，而不是全国好看的节目的大杂烩。”

　　近于官则高调，春晚为观众增添喜庆气氛的原始义务替代为代表观众表演快乐的权力，由权力表演出的快乐必定高调而空洞如《今儿真高兴》这样的歌。这首歌1995年登上春节晚会的舞台，也许可以算做春晚的一个坎儿，从此以后，为春晚定制的类似歌舞越来越多。而同时期娱乐业的兴起更衬托出春晚的乏力和虚妄，只能越来越依赖声、光、电多媒体技术，或扩大规模，从600平方米的演播厅开始的春晚，经过1000平方米，扩大到在近3000平方米的大厅里上演千军万马的祥和仪式。不需论证，纯娱乐如《吃鸡》、《吃面条》之类的节目没有了，讽刺如《开会迷》、《电梯奇遇》、《着急》之类的相声更不符合祥和仪式的严格规范。

　　在这样的仪式中，晚会与观众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被不讲道理地颠倒了，背离了春节祈福求祥的生活传统，在视觉上的铺张狂暴也背离了时代的进步思潮。它企图在道德和情感上领导人民的节目挑选方式则背离了国家倡导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导向。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5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2009年第5期 总第515期
2009年2月16日出版

【封面故事】
春晚是非争论
如何为人民娱乐

甲丁：春晚创作都不花心思

【社 
会】
热点：2平方米的利润和15条人命

【文 
化】
话题：濒临死亡的韦奇伍德

书与人：变色的村上龙

【科 
技】
健康：捐肾，比生孩子容易

【专 
栏】
投资物语：限价房与房价

个人问题：方医生

主笔◎吴琪

　　　　　　　　　　　　　　　　　　　神秘谨慎的武汉赛马

　　“姿态昂扬的纯血马一出闸，全场沸腾了，不管懂不懂马的人，那一瞬间都会热血上涌。”武汉市金银湖畔的东方马城内，完全复制香港模式的“第六届中国速度赛马公开赛（试验赛）”上演。这场2008年11月底开赛的赛马节，原本只是武汉连续举办了5届赛马节的一个延续，却因为“猜头马中奖活动”和空前的比赛规模，被赋予了“1949年以来中国内地首场商业意义上赛马”的说法。

　　“武汉市政府可谓用心良苦，既想在赛马彩票上往前走一步，又不敢越现有政策的雷池半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市政府官员告诉本刊记者。

　　“猜头马中奖活动”在禁止博彩跑马的政策下，是最撩拨赛马业神经的一个敏感话题。11月29日和30日的比赛，聚集了来自国内20个代表队、俱乐部的骑师，举办了1100米、1000米、900米和1800米4个组别的4场测试性比赛。主办方预设了总额为12万元的有奖竞猜活动，猜中头马的观众有可能获得最高3万元的奖金。

　　而观众获得奖项的方法，可谓设计得十分曲折——观众凭免费入场券换取两张竞猜券，在每场比赛正式开始前，根据马匹资料介绍和马匹亮相情况，选择一匹自己认为将获得本场比赛第一名的马匹，到指定的兑换点换取与自己所选中的马匹对应的马号券。如中奖，即可凭马号券兑换到20张“顶呱刮”彩票，若刮出奖项，即可兑奖。

　　武汉赛马彩票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竞猜型赛马彩票研究课题组的首席专家秦尊文提醒本刊记者注意：“观众是免费入场的，也就说每人免费获得两场竞猜机会。既然是免费的，没有投注，那也就谈不上赌马。”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王钧敲响开赛之锣，国家体育总局体彩中心副主任出席了赛马节，这些都被媒体看作官方对武汉商业赛马的一种许可。事实上，武汉市试行赛马彩票的呼吁和努力，这几年一直没有中断过。秦英巍，2005年作为武汉市民盟调研室主任，在武汉市政协会议上提出“做大做长赛马产业链”的提案，提醒武汉市不要痛失赛马彩票花落武汉的良机。秦英巍说，武汉非常重视这个提案，2006年由武汉市政协委员牵头联合全国近40个大城市的政协委员，联名提议“开禁马彩”。

　　另一方面，香港控股的东方神马实业有限公司打造的东方马城，已于2003年在武汉金银湖投入使用。这个投资巨大的华中地区唯一国际标准赛马场，也是国家体育总局中国马术协会唯一马术与速度赛马训练基地，显然不可能靠常规的比赛收回成本。政府是否会对商业赛马开禁，成为一些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赛马业的一场“赌博”。

　　2005年6月11日财政部对赛马彩票的提案有了回复，秦尊文告诉本刊记者，回复的前半部分虽然讲述了中国目前发行赛马彩票条件不成熟，但是同意进行赛马彩票发行的先期研究。紧接着，国家体育总局在2005年8月批准武汉建立“竞赛型赛事平台试点”。由于缺少专门进行马彩研究的学者，在湖北省社科院做区域经济研究的秦尊文，被授命成为中国竞猜型赛马彩票研究课题组的首席专家。

　　赛马彩票的发行，在地方政府看来，带动的是整个赛马产业。秦尊文提到，赛马彩票是世界上第一大彩票，全球有80多个国家或地区发行，“赛马博彩和彩票，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它的投注额度、时间性和风险概率都是可控的”。我国的育马业曾居世界第一，1977年达到顶峰约1144万匹，而目前已经萎缩到700万匹。比较目前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马匹出产大国是日本，中国培育一匹马的成本仅为日本的1/5，有相当的成本优势。秦尊文说，赛马产业不仅拉动育马、养马、卖马、马具、马术等链条发展，对地下私彩和出境赌博也是个很好的打击。

　　然而对于公众的持续关注，武汉市各政府机构采取了一致的沉默态度。2009年1月8日下午，武汉市体育局专门成立的马彩办，东方马城正向市政府汇报赛马工作。去年11月刚刚改建一新的东方马城成为全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赛马场，原本计划在赛马节后加大测试赛的密度，为可能开禁的赛马测试各种比赛细节。无论是马彩办负责人陈旭东，还是东方神马集团总裁胡越高，都对本刊记者表示政府要求他们不要接受关于马彩的采访。秦尊文说，目前重庆、四川、南京等地都在筹办赛马场，而几乎万事俱备的武汉只待政策破冰，它极有可能成为全国首批马彩试点城市，估计时间就在一两年之内。

　　“一旦武汉开禁，试行的压力比较大，因为如果武汉没有建立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模式，国家政策5至10年内都不会再开这个口子了。”相比之下，北京虽然拥有全国数目最多的马术俱乐部，也有最大的纯血马繁殖基地，但是“赛马彩票这样具有博彩性质的事务，不可能在我国的政治中心首先开禁”。

　　　　　　　　　　　　　　　　　　　　　民间赛马俱乐部

　　“现在我们谈论的马，和过去国家大规模发展的马匹，不是一回事。马匹的使用功能发生了变化，种群也不一样了。”58岁的王冀豫，圈内人称“黑子”，直爽健谈，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玩马”者。在北京海淀区凤凰岭的稻香湖马场里，穿着马裤马靴的王冀豫与24名董事和22匹马一起工作。他牵出自己心爱的9岁半母马，鼻子对鼻子地和马儿互相嗅，“如果马儿呼出来的气息甜丝丝的，那就说明它很健康，从食道到肺部都很正常”。王冀豫说马是最可爱最美的动物，“忠诚、无言、从来不争宠，不特意表现自己”。

　　冬天来骑马的散客非常少，只有几个长期会员骑着马儿溜达。这家1985年成立的稻香湖马场，是全国最早的一家马场，王冀豫与他的朋友们一起经历了赛马起起伏伏的二十来年，如今的马场主要靠有钱有闲的董事们和会员维持生存。他描述中国现在的赛马业是“韭菜割又生，杀鸡割又鸣”，“赛马业刚刚起个头，政策上就会割一刀，但这只雄鸡总也断不了气，过会儿又叫起来”。

　　中国马业协会理事、国际赛马化学家协会会员王振山，曾是中国农业大学马专业老师，在他的记忆里，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养马业一个大的转折点。新中国成立后到上世纪80年代，国家大力发展养马业，从前苏联等国花大价钱引进种马，我们自己也培育出“三河马”、“通辽马”等改良品种，全国有100多个国营种马场。这时候的马匹，以军事战斗和农用为主，挽乘兼用。1980年之后国家开始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拖拉机等迅速取代了马匹，战争对马匹的需求更少，于是国家取消了对国营马场的财政补贴，这一被称为“砍马政策”的举措，直接导致国营农场大规模地倒闭。王冀豫说，“国马”变“民马”的转轨太突然，养马的民营化一下子跟不上，整个行业轰然倒塌。

　　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加速后，也经历了“砍马”时期，但是很多国家顺利过渡到马术运动或赛马业，市场机制的引入，反而使得赛马业为经济的贡献比单纯养马业更大。在中国，原本不少农业大学都设立了专门的马专业，“全国开个马业方面的会议，很容易就凑齐上百名研究者”。养马业萧条后，只有东北农大、新疆农大、西部农林学院等几个学校保留了马专业，其余全部取消。

　　东北农学院的著名学者于文翰，曾任农业部畜牧专家组顾问，他积极鼓动中国搞赛马，倡议在中国发展赛马的学者们向邓小平递交了呼吁信，但是措辞上强调的是“马术运动”，回避掉了赛马博彩。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答复是“我们表示支持”。虽然中央关于赛马没有任何具体的操作措施，这句简单的表态已经让推动者们感到欣喜。

　　1985年，民间马场和赛马俱乐部开始兴起，北京稻香湖马场由时任海淀区苏家坨乡党委书记郑京生极力推动。郑京生冒出了建马场拉动旅游的想法。为此几个创始人辞职下海，成立奔马经济旅游开发公司，以每亩地每年8000元租金办起了马场，启动资金是向社会筹集的14万元。王冀豫说，“马场是几个高干子弟办起来的，玩马就是个砸钱的事情，一般人没法问津”。

　　这时候新疆、东北、内蒙古等地兴盛的马场已经不多，王冀豫等通过部队关系，找到内蒙古锡林郭勒骑兵二师，以250元一匹的价格买来20多匹马，基本上是从苏联引进的卡巴金和阿哈。具讽刺意味的是，1986年秋农业部刚刚认证了三河马（一个新的马品种至少需要25年才能认证），1987年著名的三河马场就因为没有财政支持而倒闭了。与国营马场的凋敝相比，北京人反而特别喜爱这个新鲜事物，“那时候骑马一圈1块钱，我们一天的流水就有2000多块，热闹得不得了”。

　　私人马术俱乐部在北京开始比较大规模地兴起，1992年北京顺义区马坡镇的农民企业家程春博投资8000万元，建立了颇具规模的北京乡村赛马场。乡村赛马场也一直存活到今天，但是赢利状况始终不佳。1992年王冀豫等人发起了第一届康熙杯赛马节，云集了圈内爱马玩马的人。他说：“我们突然发现，好马没有了！”20世纪50年代我国先后从苏联引进种马几千匹，品种包括苏纯（高）血、顿河、卡巴金、阿哈-捷金、苏维埃重挽马、阿尔登、奥尔洛夫等品种，但是随着国营农场解散，只有少数牧民自己养马，“马的谱系登记”全乱了。

　　　　　　　　　　　　　　　　　　　　赛马政策的官方底线

　　位于广州市黄埔大道西668号的广州赛马场在上世纪90年代曾经风光一时，也带来全国第一波的赛马高潮。1993年广州开始举办赛马，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唯一被官方许可的博彩性有奖赛马场。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当地仅用170多天就建成了赛马场，广州市的一个副市长在赛马场现场办公，时任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的黄启桓担任广州赛马会负责人，被称为“广州马王”。

　　广州赛马创下的纪录是一场最高观赛人数2万多人，一天的投注额达到1200多万元。时任中国农业大学老师的王振山说，那时候可以用来比赛的国产马比较杂，所以采用分班制来比赛，让竞争力接近的马匹分在一个班，增加观赏性。内蒙古、东北等地的教练也集中到广州，一个非常鲜活的赛马市场形成了。

　　然而，广州赛马会始终与国家政策不太符合，1999年国家开始对广州赛马会进行调查，负责人黄启桓因受贿罪和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9年，广州赛马戛然而止。虽然广州赛马会向社会捐资3亿元，但由于财务混乱、公款被挪用等问题，6年下来竟亏损了6亿元。“这对所有赛马产业的人都是一个特别大的震撼和打击，一件有开创性的事情，因为个人原因而有了被政府查处的口实，全国赛马一下子陷入低潮。”

　　王振山说，香港赛马会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模式，马会由董事局掌管，董事局以主席为首，共有12位在香港有声望的董事组成，各董事均义务任职，不从马会领薪水。马会是香港最大的就业机构，共聘有4000多名全职员工及2万名兼职员工。这个香港最尊贵的会所之一，会籍备受尊崇，会员申请入会，均须由遴选会员推荐，马会共200名遴选会员，每年推荐的会员人数均有限额。香港赛马会也是香港最大的慈善机构，捐资建立了香港科技大学、香港海洋公园等。王振山说，因为境外已经有了上百年的赛马博彩的经验，所以我们在体制上借鉴先进经验很方便，并不需要自己特别多的探索。

　　而广州赛马虽然照搬了香港赛马的很多比赛方式，却没有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机制，“使得刚刚看到开禁曙光的赛马业迎来当头棒喝，赛马在人们的概念里很容易和腐败联系到一起，让这个行业很多年都抬不起头”。

　　在广州赛马红火的岁月里，其他地方玩赛马的人日子也非常好过。现任北京天星调良国际马术俱乐部的总教练张可有20多年的赛马经验，被称为中国骑师中的大师级人物。他记得1997年和1998年是北京赛马最火红的日子，1998年秋天顺义的一场赛马，观众居然达到几万人，“有懂马的，也有凑热闹的，还有些是职业赌徒。有人为了奖金，有人为了荣誉，有人为了买卖马匹，市场很活跃”。这时候赛马场实行下注，在这种市场氛围下，一匹国产马的价格从一两万元到十万八万元不等。

　　1999年国家严格打击赛马博彩后，赛马、养马、马具、饲料、兽医等各个行当猛然萎缩，好多人转了行。山西、内蒙古、东北等地“养马当驴卖”，马场很大程度上靠卖马肉挣钱。这一年也是中国国产马迅速消失的年份，一个欧洲商人从爱尔兰引进公马与中国内蒙古的母马配出“半血马”，国产马被迅速淘汰，这时的国产马本来就乱了谱系，谁也说不清每匹马的血统来历，“中国马已经不会在速度赛赛场上出现，马的品种被替代了”。在第一波高潮中蠢蠢欲动的商人们，刚刚完成赛马场的前期投入，就被政策变化弄个措手不及。大红鹰集团曾与宁波市政府合作建立赛马场，广州赛马的时候开始投入，2001年刚建成，2002年就垮了。长期的高额投入换来了一个短命的结局。

　　2001年北京通顺赛马场的出现，逆势中掀起了第二波赛马高潮。澳门马会执行董事、香港建恒集团董事长郑榕彬在1997年投资了华骏育马有限公司，原本他只想做育马工作，大手笔地从澳大利亚引进纯血马，“没有人像他这样，成飞机地进口马，一飞机能装99匹纯血马”。而之前中国的买主零星地去国外买马，通过拍卖会或是朋友介绍，很难一次看准想买的马。即使看准了，还得租飞机运输，国外的检疫需要一个多月，来到中国后还需45天检疫，成本非常高。华骏大规模引进纯血马，在北京培育，大大降低了育马成本。郑榕彬不惜重金，引进国外的骑师、兽医专家，以及赛马各个环节的先进设备。但是中国的赛马市场没有发展起来，而中国不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成员国，马匹不允许出境，所以郑榕彬引进的上千匹纯血马“进得来、出不去”，只能在国内消化。无奈中郑榕彬又投资了北京通顺赛马场，让自己引进的马匹能够跑起来。

　　通顺赛马场一时成为国内最具规模的赛马场，华骏有2000多匹纯血马的基数，其中600～800匹可以参加比赛，这样的实力让很多拥有几匹纯血马或只有半血马的私人俱乐部完全没法比。从2002年开始的通顺赛马有了博彩性质，每周一到两天的赛马，一天赛8场，北京台第6频道直播。中国马业协会理事、国际赛马化学家协会会员王振山2002年加入华骏，负责纯血马的兴奋剂检测工作，他对当时赛马的热烈氛围记忆犹新，“那时全国就通顺一杆旗子扛着，全国搞赛马的人都从中受到巨大鼓舞”。

　　然而与广州赛马的结局类似，2005年公安部进行“打击地下非法赌博”的专项活动，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要求通顺先停赛，“我们会找专家调查，何时复赛再答复”。但是2005年10月停止赛马后，通顺赛马场一直没有等到明确答复，随后将数百匹纯血马安乐死的处理，引起了极大轰动。

　　北京天星调良国际马术俱乐部的总教练张可说，“我太了解马了，赛马不是自然品种，这些龙马培育出来就是为了比赛。它们的爸爸妈妈是跑得最快的马，如果不让它们跑了，它们会在马厩里撞得浑身是伤，身心极为痛苦。从专业的角度说，既然失去了比赛价值，让它们安乐死也是国际惯例”。

　　赛马沉寂了一阵后，张可发现玩马的风潮这两年又在兴起。他经常会接到内蒙古、陕西等地矿主的电话，说要买马，“我说三五十万欧元一匹，结果老板们说，那就来50匹吧”。有钱人买马也并不是为了参加比赛，“就自己养着玩，或者和朋友的马赛着玩”。而像张可这样的专业骑师，从1999年赛马禁止之后转而进行马术运动，“政策支持，属于国家列入正式比赛的体育项目，更有前途”。张可在欧洲比赛时，非常羡慕欧洲国家的赛马文化，总人口1600多万人的荷兰，有300多万人骑马，100多万人参加职业比赛，20人够资格参加世界杯。“中国还刚刚起步，我推广的工作就是让更多人去骑马，人骑在马上学会四条腿走路，而且是与有想法的四条腿配合，一旦爱上，乐此不疲。”

　　此次武汉试演商业赛马的事情，再次撩起了赛马人的心，不过张可说，“我们先要搞清楚赛马是为了什么。我们绝对不是为了取悦赌徒而让赛马拼命，不是为了投注而赛马。博彩只是赛马产业里太小的部分，赛马文化和赛马产业的内涵远远高于此。如果搞赛马的人不明白赛马精神，我宁愿不搞赛马，不能因为一些个别人的违规操作，毁了赛马业”。

　　而一直维持着北京稻香湖马场的王冀豫，正准备促成中美资金合作建立新的赛马场，在他看来，政策的口子或许马上就要撕开了。王振山说，民间的赛马风潮一直跃跃欲试，但是中国的赛马产业应该是一个由政府来推动的良性机制，赛马在日本由农林水产省管理，在俄罗斯由农业部管理，只有具有公信力的组织才能发展赛马博彩。“赛马精神是一种公正高雅的竞技精神，一旦政府做好了这件事情，整个赛马业将造福中国，也是给拉动经济多了一条出路。”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3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